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该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业利益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提出。
　　
    直到1846年，在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业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前，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玉米法是基于对伦敦强大的金融与贸易利益的审慎考虑，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应该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至。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会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英国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增加其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商业和金融业利益的新周刊——《经济学家》杂志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 Robert Peel）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完成了对玉米法的废除。这不仅是在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恶化的转折点。废除玉米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业产品贸易的大门，这不仅对英国农民而且给其他国家的农民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到国家经济战略层面。消费注定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认为，废除玉米法导致了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量的移民现象，如1845年至1846年间出现的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于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要求它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需求。然而在追求想像中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种状态遭到了破坏。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过着相对穷困生活，他们以比英国和爱尔兰农民更加低廉的工资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消费者”。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急剧下降，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横扫整个大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他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1的必然结果。
　　
    不列颠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于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E.皮塞·史密斯（E. Peshine Smith）当时著述总结说：

　　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大布列颠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是为了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3：

    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所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富有学问而又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Joseph Kay）描述到，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4，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建立主导英格兰思想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 Malthus）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样一个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给这样一种政治教条起名为英国自由主义。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的特权主义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特权阶层代表无数普通无知的群众制定规则，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制定规则。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不为人知的目的是，保护和服务少数私有权利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时期，这些私有权利集中在少数的伦敦银行和伦敦市政机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