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于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抵挡其他君主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统治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持久、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主宰的地位，这便是所谓的‘简化帝制’。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地区的关键地区实施领土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其中尤其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比正规的殖民更有效。
   
    与‘附庸国’的特殊经济关系、‘势力范围’以及‘外交权力平衡’等概念都是上个世纪末产生的，都与英国编制的 ‘简化帝制’范围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她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保卫其利益的成本，这使得她有足够的自由集中于统治海域。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班牙，如果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一个联盟来对付它，以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对世界财富的掠夺可以让英国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大会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 ‘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者平衡的中心，则是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皇家外交办公室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她自己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界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教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的或者道德的关系，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应发展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给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因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关系敌对，1898年在法绍达摊牌之后，英国把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或者改变她几十年来为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而对土耳其帝国的支持，这些都是联盟关系的戏剧性变迁。
  
     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资本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比如阿根廷，目的是为了提供经费，修建然后操纵这些国家的铁路以及其他交通运输机构，这一行为通常得到当地政府的慷慨让步。英国的资金也用来发展这些国家的船运线路和港口。因此，阿根廷等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它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英国军队通过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强征暴敛，或者通过目前办法，虽然都能达到维护不列颠帝国的目的，但两相比较，后来使他们放弃的经济主权更加彻底。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铁路运输出口食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出口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她在伦敦银行里的外债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不列颠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把她称为‘贫穷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通过国家附庸关系来壮大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使用尽可能少的投资来控制原材料，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原材料或者其他的经济财富。
  
     在这段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苏伊士运河绝不能落入法国之手。对埃及的军事占领打破了埃及1882年之后的权力结构，为了维持伦敦与印度之间的联系，英国在埃及这一结点上的保持了长期军事存在。
　　
    同样，英国在南非的存在最初也是为了捍卫去印度的南方航线，守住英国贸易航运线侧面的基地，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 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他们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少的手段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国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的。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帝国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高级银行家与伦敦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主要工业企业的领导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这种结合必然以国家利益为战略而不是以情报部门首脑的利益为战略。这一安排的代表是伦敦市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鲁先生（ Charles Jocelyn Hambro），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懂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鲁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专门执行班子的总经理，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这个部门主要是制定对抗德国的经济作战策略，培训有可能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情报中坚分子的领导层，他们包括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罗伯特·罗莎（Robert Roosa）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Harriman.）。
  
     传统情报服务方式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情报服务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能力像网络一样地秘密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它对轻信和毫无疑虑的国外经济挥洒着无边的权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个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秘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培植亲信，而不是维持与联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除非能得到精打细算的利益，如果利益需要，盟友或者同盟国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